疫情、食品安全、环保整治等让养殖户背黑锅，这是一种悲哀！

　　始于十多年前的禽流感疫情，再到之后的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死猪漂浮事件，再到2016年至今的环保风暴，以及顽固不化的猪周期、谷贱伤农的市场波动，直至时下的非洲猪瘟疫情，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生活权，以养殖业为生的农民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严峻、更痛苦、更深层的煎熬，这种煎熬不仅仅是生存的空间极度受限、工作的机会被剥夺、基于自产自销自谋职业的生存权渐行渐远，更有太多的人把因地制宜的散养与愚昧和落后划等号，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疫病流行、物价涨跌等诟病甩锅给农民，让养殖户背锅，这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民，或许有一天更是整个中国社会。当然，中小散养户需要提升，不是规模，而是观念、技术、设施和经营思想。

　　喜欢关注畜牧养殖业动态的人很喜欢看大势，时常看到“由于饲养成本过高、土地资源短缺、环保压力、疫病影响等因素，我国畜牧业发展受到制约，造成生猪、肉牛、家禽存栏量大幅下降，进口激增”；有时也看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中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约41.48%”。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农民的职业当然是务农，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少部分手工业。粮食安全是国家命脉之所在。“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这个粮食，不仅仅是玉米、水稻、小麦，应当还包括广义的猪肉、牛羊肉、禽肉、蛋奶。

　　畜牧人王中先生说：如果仅仅站在经济或商业的角度那就简单了，美国的大豆和玉米很便宜，猪肉也很便宜，甚至比自己种、养要便宜多了。但我们为什么要中国人自己搞？第一个原因是粮食安全。国家元首说了，“要装自己的粮食”。第二个原因是就业。现实是更多的农民在返乡，他们需要回到家里讨生计。搞养殖就成了一条比较宽的路，也是适合农民的路。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从管理的角度（好管）、经济的角度（进口更便宜）简单粗暴的实行“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从政治的高度去鼓励和支持农民从事养殖业并能够健康、高效率的发展。

　　动物机体受到内在或外界致病因素和不利影响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损伤与抗损伤的复杂过程，表现为局部、器官、系统或全身的形态变化和（或）功能障碍。疾病则使这种平衡受到破坏。经济全球化促使人员、商品、牲畜、畜禽产品等的流动日益增加，形成了经济发展与动物疫病不断上升的矛盾。一些地域流行的疾病逐渐变成世界性疾病，如O型口蹄疫、亚Ⅰ口蹄疫、A型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鸡新城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非洲猪瘟、疯牛病等。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人们掠夺式高强度生产包括动物制品在内的农产品，滥用土地使得动物生存环境失去平衡。全球化进程使得人、畜、物流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细菌、病毒的传播速度也随之加快。气候变化导致很多疾病传播的昆虫在新的地域大举“移民”。病原不断发生突变、重组等，人、物大数量、大范围流动为动物疫病流行创造了条件。

　　动物传染病病原包括病毒、细菌、立克次氏体、衣原体、霉形体和真菌等微生物。每一种传染病都有特定的病原微生物，能通过直接接触（舐、咬、交配、触碰等），间接接触（空气、饮水、饲料、土壤、授精精液、乳汁等），死物媒介（畜舍用具、污染的手术器械等），活体媒介（节肢动物、啮齿动物、飞禽、人类、两栖爬行动物等）从受感染的动物传于健康动物，引起同样疾病。

　　就中国而言，包括非洲猪瘟在内的很多种重大动物疫病都是从国外引入，无论这种引入的路径与方式是什么，但都是国门把关不严泥沙俱下惹的祸。引种、进口骨粉血粉羽毛粉、进口肉蛋奶及其制品、进口疫苗或走私等，都可能是某些动物疫病最重要的入关因素；又由于利益裹挟、寡头垄断、技术落后、国家意识淡薄，致多种疫病在国内大流行、大爆发。这些自然岂能又是那些中小养殖户所能做的？

　　饱受环境污染、疫病传播风险以及食品安全诟病的中小养殖场户，正因为规模小，污染物、排泄物自能本地化消纳；自己的事业自己一家人的命根子，管理上比任何一个规模场都尽心；最好的自繁自养、最小范围最小数量的畜禽流通，疫病感染与传播的风险大幅度降低；一家三五口人养百余十头猪种十来亩地，老老小小一家团聚其乐融融，是最好的职业稳定。散小不是不讲科学，散小不是不讲安全，散小不是不讲社会责任，散小不是不讲环境保护，散小不是不讲质量和效率。

　　时下，国家已经站在讲政治、讲民生、讲科学、讲国家安全的高度系统推进动物疫病防控顶层设计，采取“一地一策、一病一式、一场一案”方式，推进特定优先防治动物疫病净化，综合实施“养、防、检、治、隔、封、消、处”，行政、教学、科研、监管、服务、养殖业者各自把自己领域的事情做好，中小散养者在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与传播过程中又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