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证据认定的10则案例

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形式之一，是被法律认可的证据形式，合法的录音资料即属于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在法庭之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七十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要使得录音资料能够作为有效证据出现在法庭审判当中，其取得的方式方法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录音资料本身需要没有瑕疵且完整。

▶在录音取得过程中必须是在合理的场所进行的，切不可采取窃听的方式，窥探他人的隐私，侵犯他人隐私权，由此取得的录音资料会因为手段违法而被排除。

▶对方的言论必须是当时真实意思的表达，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与威胁。

▶录音资料的内容需要具备真实性、连贯性，不可进行剪辑，需要原始状态呈现，谈话内容音质需要清晰，且对于待证实案件部分有准确、完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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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2号

首先，张文武提交的该份录音证据虽然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但张文武在本案的一审诉讼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诉讼的一、二审均为胜诉，该证据对于张文武在本案原审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过程中并无提交的必要性，亦即张文武在主观上并无逾期提交证据的故意。

其次，该份录音证据是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相关款项的支付产生争议后双方沟通谈话的真实记录，其取得并未侵害陈志雄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故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再次，该录音证据系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志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关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

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原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农渔局局长梁力及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克军的证人证言，因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在张文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已经提交，因当时梁力、夏克军两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两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2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51号

对于录音资料的取得二审判决认为，赵卫国在与张丽华谈话过程中私录形成，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该证据为合法证据。

录音中的谈话内容张丽华对2012年12月1日暴力强迫赵卫国在保证书上摁手印事实并不否定，录音证据反映的内容与前述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相互佐证，张丽华对录音证据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证明。张丽华据以主张权利的保证书上只有指印，没有保证人的签字或盖章，不符合通常交易习惯，保证书本身存在较大瑕疵，存在疑点。赵卫国提供的几份证据相互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达到证明的高度盖然性。

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张丽华所持有的2012年7月17日保证书上赵卫国手印系在被他人暴力强制情况下所摁的事实根据充分。张丽华申请再审认为以暴力强迫赵卫国在保证书上捺印的事实不能成立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赵卫国在一、二审中均提供了录音证据，没有提供录音原始载体，提供的是复制的光盘。一审中张丽华认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没有否认录音事实的存在。

二审判决对录音证据内容进行质证、认定后认为，从录音效果上看，可听清基本内容，并无明显的疑点，虽然是私录形成，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张丽华认为二审判决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3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541号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的权利、义务未签订书面合同进行具体约定，认定争议事实的关键在于对陈辉惠提供的录音资料及书面文字材料是否采纳。

从陈辉惠提供录音资料的内容看，双方互称“亲家”，并多次提及“七标、十标、十五标”工程，与本案合伙项目名称吻合，具体内容系双方商谈如何对合伙项目进行结算，应当认定该录音资料系陈辉惠与林传雄间的谈话。陈辉惠已经对其主张的基本事实进行了举证，林传雄反驳该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进行反驳，还拒绝对该录音证据进行鉴定，其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

二审判决采纳该证据并无不当。

故林传雄主张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4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600号

关于录音证据是否应采信的问题。

经查，清华公司整理的录音材料内容中并无李慧就本案500万元借款的性质、形成过程、形成时间的陈述或认可，该录音证据中亦无其他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的内容，故原审法院未采纳该录音证据，并无不当。

5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641号

再审申请中，王翔群再次以其在一、二审中提供了录音证据作为支持其再审主张的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因此，在王翔群仅提供录音证据，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且该录音证据也未能直接证明王翔群欲证明的事实、广宇公司又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广宇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的证明力。

6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825号

关于录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案涉录音证据印证了东方镁业公司以玉龙公司资产出资科漫公司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该录音内容虚假，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据是以严重违法的方式取得的。同时，该证据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质证，科漫公司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科漫公司声称录音证据未经质证的理由与在案事实不符，该证据依法应予采纳。

7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37号

中铁物流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录音证据，虽然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但该证据对本案处理有重大影响，原审法院采纳该证据符合上述规定。

际誉仓储公司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亦未举示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原审法院结合行程单等证据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已主张提取货物的事实及时间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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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3号

本案诉讼期间，李生堂提交了一份其与白正祥之间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清晰、连贯，没有明显的变造或技术处理痕迹，白正祥虽然主张该录音证据内容有疑点、不能作为判断两人实际通话内容的根据，但一审质证时其认可该录音是其本人的声音，原审期间其对存在通话的事实及录音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不予采信该份录音证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9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13号

关于证据2，该证据为录音证据及整理资料，因邹东洋、邹季君主张的该录音证据中的张兵、郑显振和林传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被录音人的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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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958号

中信保公司提交的对山煤连云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峻的录音资料，天津物产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向法庭申请鉴定，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录音资料的取得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故原审判决对该录音证据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来源:抚顺公安法制)

最高法：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音，符合3个条件就合法（附判决书）

导读：遇上纠纷或不顺心的事，你会私自录音存证吗？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5年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指出“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但广东珠海的一则民事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和两次提审，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在提审中采信了当事方提供的一段私自录音，判决结果最终“逆转”。那么私自录音在哪些情况下属合法，进而在纠纷发生后能被法院采信为证据？

案件介绍

张某武近年来一直在打官司，这与他2008年和商人陈某雄签订的一份《合作协议》有关。

陈某雄是珠海一家物流综合市场公司的股东。2008年3月20日，张某武与陈某雄就合作经营该物流综合市场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张某武负责协助陈某雄开展对外关系的协调工作，争取得到各相关政府部门对此项目的支持，保证陈某雄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顺利开展业务；陈某雄负责项目的具体运营，并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协议第4条约定，陈某雄同意以不低于6000万元作为张某武的项目分红，并在此协议生效日起7年内分期付清，其中2010年12月31日前，陈某雄至少应向张某武支付6000万元的25%即1500万元。双方还约定协议生效后，两人于2001年就此项目签订的相关协议作废。

然而，2010年11月，张某武到珠海市香洲区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陈某雄依法履行到期付款义务，向其支付应付款1500万元及逾期的利息。

判决迥异

诉讼中，双方对“2001年就此项目签订的相关协议作废”的陈述不同。张某武称其与陈某雄于2001年前后认识，而陈某雄则称是2006年前后认识。

香洲区法院一审认为，张某武的起诉符合约定，判决陈某雄应支付张某武1500万元及逾期利息。珠海中院二审判决维持了该结果。二审期间，张某武还以陈某雄根本违约为由向珠海中院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判令陈某雄支付剩余4500万元及逾期利息。

陈某雄不服判决申诉，广东高院裁定提审该案，并作了改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张某武的诉求。

录音突现

这下，张某武不服了。他向最高法院申诉称，上述改判对两人自2001年起即建立并存续了8年的合作关系的基本事实未作审查。另外，有新证据能进一步证明两人间的合作事实。

最高法院受理申诉后，裁定提审该案。2016年4月26日，该案在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开审。

最高法院再审期间，张某武提交了一份录音：张某武的女儿录制的张某武与陈某雄于2012年6月16日14时50分至17时在深圳市五洲宾馆一楼大堂咖啡厅的谈话录音，拟证明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源自2001年，陈某雄认可张某武在为项目公司所做的各项工作并对工作所形成的成果予以肯定、陈某雄愿向张某武支付3500万元对价，即由6000万元降到3500万元、6000万元系2001年约定的股权权益对价等。

结局逆转

法庭当庭对该录音进行了播放。

最高法院认为，该录音系两人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

而广东高院在另案4500万元标的案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某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不具有证明力。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2002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事诉讼法解释第106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

“本案中，张某武与陈某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某武的女儿外也没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最高法院日前判决撤销原生效判决，维持珠海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摘要（2015）民提字第212号

关于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否采信问题

本案再审过程中，张文武向本院提交其女儿张莹录制的张文武与陈志雄于2012年6月16日下午2点50分在广东省深圳市五洲宾馆一楼大堂咖啡厅的谈话录音以及原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农渔局局长梁力及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克军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拟证明本案《合作协议》签订的整个过程及双方合作事宜的来龙去脉，即张文武与陈志雄的合作关系源于2001年，陈志雄认可张文武为项目公司做所的各项工作并对工作所形成的约定成果予以认可，陈志雄希望更改6000万元收益为3500万元，6000万元是40%权益的支付对价，即陈志雄在2008年选择了较股权价值低的对价6000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

本院再审庭审中，张文武对录音证据的取得经过和为何在本案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才提出该证据作出解释说明。张文武述称该录音是在深圳市五洲宾馆大堂的咖啡厅取得，因为张文武在《合作协议》中所涉及到的1500万和4500万标的的两个案件一审均胜诉，1500万元标的案件二审亦为胜诉，案件结果证明依据其已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合作协议》等证据材料已足以达到充分举证的目的，所以未想到用该录音证据证明相关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张文武的解释说明符合逻辑，存在客观合理性，张文武不存在故意隐瞒重要证据的行为，张文武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该证据亦不存在重大过失。

首先，张文武提交的该份录音证据虽然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但张文武在本案的一审诉讼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诉讼的一、二审均为胜诉，该证据对于张文武在本案原审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过程中并无提交的必要性，亦即张文武在主观上并无逾期提交证据的故意。

其次，该份录音证据是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相关款项的支付产生争议后双方沟通谈话的真实记录，其取得并未侵害陈志雄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故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再次，该录音证据系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志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关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

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哪些情况下私自录音属非法？

“私自录音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合法证据，关键要看录音是否是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获取。”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孟强受访时说。

他说，一般而言，影响录音合法性的因素包括：

一是场合和手段。

在公共场所取得的私自录音，其合法性比较突出，若是以偷拍、偷录、给手机植病毒等秘密窃取方式取得或在别人私密的谈话空间中取得，不被采信为合法证据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内容。

如果谈话纯粹涉及个人或他人隐私，而与案件无关，那么隐私权要被优先保护；如果偷录者本身也参与了对话，且话题与案件有关，录音被认定为证据的可能性就大。

三是要符合证据的一般要求。

比如要真实、要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等。

“还有一点，如果在场者一开始就声明‘不要录音’，其他人也都同意，此后若有人私自录音，至少构成对约定的违反，被认定非法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如果录音者事先声明了录音行为，对方未反对，那视为取得了对方同意，被认定合法的可能性大。”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