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公众为什么质疑转基因？

“转基因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同时具有食品工程和心理学背景的崔凯教授，在我国31个省份193座城市就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进行了全国性的社会调查。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回答下面几个典型问题——转基因食品，支持还是反对？你相信政府吗？你相信科学家吗？谁来养活14亿人？公众为什么质疑转基因，听听科学家怎么说。

以下为崔凯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是崔凯。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公众为什么质疑转基因？

我想先做一个现场调研，对转基因食品持支持态度的请举手，差不多不到20%；持反对态度的请举手，要稍微多一点，有1/3；我暂且认为没有举手的朋友或者是对转基因食品不太了解，或者持中立的态度。

翻开人类近百年的科学史，很难找到一个科学话题，能够像转基因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既被视为人类的天使，又为视为潜在的恶魔，冰火两重天。我在演讲之前特别请求主办方把我放到最后一个人来演讲，因为讲转基因，一不小心说不定飞上几个鸡蛋和西红柿来。我觉得前几个科学家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而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胆子够大。

崔凯演讲现场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从小在东北农村长大，大家看到的这座茅草屋，我在这里出生，而且一直住到高三。当年我站在院子里，就可以看到绵延几十里的稻田。说到转基因，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餐桌上的食品和DNA双螺旋结构。而我想到的，还有土地和农民。

1997年，我在江南大学获得食品工程专业的博士，我也是老家那个乡镇第一个博士。当时甚至有长辈问我：食品工程的博士是不是相当于一级厨师？2002年，我又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2016年，依托在食品和心理学两个领域的专业背景，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公众对于转基因态度的社会调查，覆盖了31个省的193座城市。今年6月，我的调查报告发表在Nature旗下的刊物《食品科学》上，受到很多关注。今天，我将把几个主要的调查结论分享给大家。

转基因食品，支持还是反对？

第一个调查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11.9%的公众表示支持、41.4%的公众表示反对，46.7%的公众态度中立。反对者的比例（41.4%）远高于支持者（11.9%）。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公众质疑转基因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有人认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本来风马牛不相及，跨物种进行基因转入，打破生殖隔离，有悖生物伦理，我不支持。也有人觉得转基因的审批流程不透明，会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我不支持。还有人说，我也不懂什么是转基因，如果国家领导人不吃，我就不吃。凡此种种，转基因所引发的争论早已超过科学范畴，关乎到公众知情权、生物伦理、粮食安全、三农问题、环境保护、政府监管、媒体传播、商业利益、国际贸易、民族情绪等诸多话题。

莎士比亚有一句话：一千个人眼里就一千个哈姆雷特。面对争论，做转基因科普的人首先要学会尊重包容和平和的心态，要理解多元化的声音，因为质疑也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力量。

对政府，相信还是不相信？

中国农业部宣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20年，至今未发现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11.7%的人认为这是权威解读；10.9%的人认为这是在隐瞒事实。

今天，关于转基因的负面传言很多，有些甚至听起来很恐怖。传言越危言耸听，越能吸引眼球。这里，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都生过病、去过医院，医生可能问你抽烟吗？喝酒吗？但有没有医生会问你，吃转基因食品吗？有没有看到谁的医学诊断书写着：致病原因是吃了转基因食品？如果没有，那些传言的依据是什么？会不会是主观想象？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还有77.4%的公众认为“虽然现在没有证据，但不等于将来没有，仍需谨慎”。这种顾虑可以理解，毕竟相比于漫长的生物演化史，人类文明与科学研究历程的确还太过短暂，对未来我们应该心存敬畏。有些基因和蛋白的功能我们尚不完全清楚，转基因的产业化需要循序渐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思考：公众心里究竟要多长时间来确认转基因是安全的，需要100年？1000年？还是10000年？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胰岛素、干扰素等都是转基因产品，问世几十年来，已经挽救了数以亿计的生命。

如果当初一定要这些产品先做100年、1000年、10000年的临床试验，才能推广使用，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人们对转基因药品持欢迎态度，但对同样技术原理、它的“孪生兄弟”转基因食品却谈虎色变，这是否有些防卫过度？

对科学家，相信还是不相信？

第三个调查：相信科学家吗？

很多生物学家对“转基因食品”都公开表示支持。对此，23.2%的公众相信生物学家的主流观点，有45.5%的公众认为科学家的观点也并不可信。质疑科学家的比例（45.5%）是相信科学家比例（23.2%）的2倍，这个结果耐人寻味。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可能有些公众思维固化，内心深处已经对一个结论生根在心了，再怎么说也听不进去；另一方面，近年来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和“伪专家“言论。除此以外，科学家在与公众沟通的环节上，的确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坦率地说，今天的学术圈里真正愿意做科普的人并不多，多数人因为制度考核的原因，全身心地投入到发表高影响因子的学术论文上。一篇影响因子为10的学术论文和一篇“100000+”的普通公众阅读的科普文章，哪一个对社会更有贡献？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还有人认为，科普论文容易懂，太通俗，往往内容浅薄，而学术论文风格严谨晦涩，才标志着我思想深刻，内容权威。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你把一个人能听懂的东西写得鬼都看不懂，就是博士论文了。可是鬼都看不懂的东西，对人又有什么用，难道读博士变成人鬼情未了了吗？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做科研是要站在科学的视角，而做科普则需要站在人的视角。我们写科普论文，最好能让读者感受到你的心跳和温度，产生情感共鸣，才能让最远的你变成他们最近的爱。

这是外国人的阴谋

爱国就该反对转基因？

有观点认为：转基因可能是美国对中国的“生物恐怖主义”，爱国就应该反对转基因。13.8%的公众表示赞同，31.8%的公众“说不清楚“，而54.4%的公众表示反对，认为“转基因争论要基于科学“。这54.4%的公众态度让我们相信，转基因争论最终会回归科学与理性。

历史如同一面镜子。100多年前的晚清，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西方的先进技术也一并涌入我国。而当时的国人对这事看不懂，心里没底，有过一些传言，比如：用照相机拍照会被摄走灵魂，喝自来水会“断子绝孙”，修铁路会断了国家的龙脉，倡导引进西方技术的洋务派被说成“卖国贼”等。今天看来这都是笑话，但在当时这就是事实。看看今天关于转基因的一些争论，有些说法是否和100多年前似曾相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一直觉得国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为了了解转基因在美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曾经先后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转基因在美国也备受争议，39%的公众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7%认为不安全，34%观点中立。我在街上也看到过反转人士拉着一个横幅，把转基因育种的公司孟山都说成杀人恶魔。这说明美国一样跟我们中国也有争议。但美国的相关管理部门对转基因的审批流程是照章办事。你说转基因有问题，请你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我就批。

崔凯演讲现场

美国耕地总面积将近2亿公顷，其中40%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油菜三大谷物中，转基因的种植比例均超过90%，并且2/3的转基因谷物用于美国本土消费。简言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转基因种植国，也是第一大转基因的消费国。如果断言转基因是一种”生物武器”，那就意味着美国人首先”挥刀自宫”，把这种武器用在自己人身上了——这好像不是很符合逻辑。

其实，育种技术从杂交到转基因，如同通信技术从2G、3G到4G，就是一种技术进步。有些公众，因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节，把问题想复杂了。

放眼未来，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

第五个调查结论：放眼未来。农业部表示：转基因是一项高技术、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必须在转基因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此，28.8%的公众表示支持，18.9%的公众表示反对，52.3%的公众表示中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基因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52.3%态度中立的公众。

纷纷扰扰的争论中，好像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的实际国情。中国有14亿人口，世界第一，但人多地少。仅2017年我们就进口了9500万吨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品种。如果要我们自己来生产，相当于8亿亩耕地的产量——我国整个的耕地面积也只有20亿亩，换言之我们是进口了相当我们耕地面积40%的耕地。

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从地球另一端漂洋过海运到中国，为什么还比国产大豆便宜？原因很简单，因为转基因大豆成本低、产量高，这就是品种的优势。在全球种子产业的竞争格局中，中国除了杂交水稻，在其它领域都缺少话语权。如果我们在转基因领域继续停滞不前，将来势必受制于国际种业公司，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将失去主动权，其后果比“缺少芯片技术”更为严峻。

最近几年，转基因玉米违规种植的事情屡屡被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要屡禁不止的种植转基因玉米？因为我老家就是玉米主产区，我很容易做这方面的调研。简言之，它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种植转基因玉米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图片来源：pixabay

对此我曾经做过调查：被违规种植的是一种抗虫玉米，通过减少虫害，使产量增加10%～20%，同时减少农药成本和人工成本，每公顷玉米可以让农民增收2000元。不要小瞧2000元，对于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0元的农民，2000元不是个小数字。今天，很多朋友都没有体验过锄禾日当午的艰辛，也不了解我国有1/3的农民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农药中毒。今天我国还有6亿农民，他们很不容易，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今天的转基因玉米犹如一群没有准生证的超生孩子，越生越多，既成事实。管理部门也是左右为难：若批准种植，会面对舆论的压力；若不批准，这些转基因玉米在灰色的产业链上流通，会不会有更多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管理部门应该做出抉择——当然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关于转基因玉米应该批准种植还是不批准种植，政府也是左右为难。图片来源：pixabay

也有朋友问我：除了让农民增产增收，转基因作物对普通消费者有什么好处？我仅以抗虫玉米为例，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减少农药使用量。中国的农药污染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平均每公顷耕地施用10到15千克的农药。在我三十年前的乡村记忆中，晚霞中蜻蜓飞舞，夏夜里蛙声一片。今天再去看，这种景象真的成为回忆了。这种情况再持续30年，我们的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要吃进多少农药？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最后，我有个提议：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从转基因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我个人有个愿望：全国的中学生都能够参与一场关于转基因的辩论赛。这个辩题不仅覆盖了农业、生物、环境和医学等理科领域，还关系到社会、政策、法律、新闻、心理、商业等文科领域。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横跨如此众多学科领域的辩题，这不仅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甚至对高考志愿的专业选择都大有帮助。

参加转基因辩论，还可以让孩子们明白：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立场和视角不同，可以有多元化的态度和选择，这也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辩证思维。其实，我特别希望这期演讲能够被更多的中学生看到。因为希望，寄托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

让我们回归理性，让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

谢谢大家。

崔凯演讲现场

8月29日，“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公众号原文刊发了崔凯的演讲内容。崔凯的演讲引起了广泛关注，公众号后台收到大量读者留言。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崔凯未能展开阐述相关的科学原理和背景知识，在此他特意挑选了读者留言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回答，谈了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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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和多数人一样，我也没资格和领导们一起吃饭，估计以后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逻辑上，我有几点分析：

其一，转基因作物有助于粮食增产和减少农药污染，进而降低了食品生产成本。以转基因豆油为例，价格要比非转基因要便宜约30%，适合寻常百姓消费，难登“大雅之堂”。转基因食品并不是高档的食材，我愿意相信领导们的菜单上并没有转基因食品。不过高档和安全是两码事，如果有人只喝2000元的高价白酒，能够证明20元的低价白酒是不安全的吗？

其二，中国每年要消费8000多万吨肉类产品、3000 万吨的蛋品和3500万吨的牛奶，这需要消耗近2亿吨的饲料。中国85%的大豆依靠进口，基本是转基因大豆。榨油后的豆粕是主要的饲料蛋白源，约占1/3的饲料比重。大家也应该注意到我演讲中提到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一样，玉米也是饲料的主要成分。换言之，今天的很多畜禽都吃了含有转基因谷物成分的饲料，并成为餐桌上的肉蛋奶。所以包括领导们在内，现实中大家可能都“不知不觉”地在吃转基因食品。相关部门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加强对这些“灰色地带”的监管。

其三，如果评价食品安全的标准都是先要领导们试吃，那么领导们是否吃得过来？药品食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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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想想三鹿集团、长生生物等事件的处理结果，若一群育种专家明知故犯、明目张胆的去研究会“致癌“、“绝育”的转基因食品，早已被绳之以法。全世界从事转基因育种工作的研究人员数以万计，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分子生物学家，开发出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准的新一代生物技术，研究成果会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选育的新品种也要经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专业评审才能够商业化种植。

育种专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转入植物的不是毒素，而是能够优化植物生长性状的基因，终极目的是造福人类。近年来，国家花费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会是为了制造一种祸国殃民的毒药吗？此间的逻辑，大家可以自行思考。

再给大家分享一条资讯：2016以来，已经有13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联名公开信支持转基因技术，其中117人为自然科学奖得主，包括47位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得奖科学家签名支持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这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其实，转基因争论让科学家“很受伤”，甚至有科学家将这场争论上升到捍卫科学尊严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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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虫害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要影响。以玉米为例，对产量影响最大的是一类名为“玉米螟”的害虫。这种虫类昼伏夜出，几乎终生与玉米为伴。玉米螟蛀食茎秆组织，使植株受损，影响养分运输。中国东北是玉米的主产区，通常“玉米螟”虫害会造成5%-30%的玉米减产。

害虫玉米螟。图片来源：wikipedia

有没有一种好的种植方式，既有好的抗虫效果，让农民增收，又可以减少高毒农药的用量，有利于生态环境？物竞天择，有些微生物为了自我保护，会分泌有杀虫功能的代谢物。

1956年，科学家发现苏云金杆菌（BT）体内的蛋白有杀虫作用。从原理上，昆虫的消化系统是碱性环境，BT蛋白在碱性条件下会被特有的酶剪切成毒素，再与昆虫肠壁上特异的受体结合，导致昆虫肠穿孔而死。而人畜等哺乳动物的胃液为酸性，且肠胃中不存在与BT毒素结合的受体。BT蛋白与其他蛋白质一样，会在胃液的作用下降解为氨基酸，变成可以被哺乳动物利用的营养成分。

所以BT蛋白能杀虫，却对人畜无害，且不污染环境，没有残毒。事实上，作为一种天然的微生物杀虫剂，BT农药已经有70年的安全使用记录，尤其广泛应用到很多消费者青睐的有机农业——这恐怕是很多朋友所不知道的。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作为一种天然农药，BT农药施用还是会受到作物生长期、温度、紫外线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能不能让谷物“自带干粮”，自行合成BT蛋白？细菌和植物当然不可能杂交，于是生物学家用转基因技术，将细菌的这段“杀虫蛋白基因“转入到谷物中。这样即可有效杀虫，又替代了化学农药，更减少了施药的重体力劳动，一举多得。然而，很多公众不了解其中的原理，根据2017年我完成的社会调查，有51%的公众认为“能够杀死害虫的转基因作物，对人和动物也会有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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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欧盟对转基因的抵制始于转基因问世之初。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核电安全和工业污染的争论在西方告一段落，舆论热点需要新的话题，这时出现的转基因食品正好一头撞在了枪口上。

历史充满各种巧合，就在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的1996年，英国突然爆发了疯牛病，随后“二恶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食品安全正处于“敏感期”的消费者对待新兴生物产品的信心大大动摇，质疑成为转基因食品与生俱来的一块胎记。尽管科学家坚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政治家必须关注民意，决策上更要“随大流”。

1997年，欧盟议会通过《新食品和食品成分管理条例第258/97号令》, 开启了对转基因产品的严格管制。由于欧盟各国的农业资源较丰富，人均耕地是中国的2倍，许多民众认为并不需要转基因技术帮助农业增收增产。今天，仍有三分之二的欧盟国家选择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不过，在全球谷物链条上，欧盟也做不到“自力更生”，每年也进口大量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工业——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2018年6月德国拜耳斥资60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孟山都公司。这创造了德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高海外收购记录，也是拜耳公司15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并购交易。

一家以阿司匹林著称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一笔钱去收购一家争议巨大的转基因公司？因为行业巨擘看得很清楚——生物技术是未来现代农业竞争的关键。在一些公众眼中，转基因就等于孟山都，“恶名昭彰”。整合完成后，拜耳取其精华——生物技术，去其糟粕——孟山都的公司名称。

事实上，全球种子行业今天已经形成了拜耳孟山都和陶氏杜邦的双寡头模式，留给中国去追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春秋时期的吴越之战，越国用煮过的种子进贡给吴国，吴国拿去播种，造成了来年的饥荒。有些朋友由此担心：种子是战略物资，不可假手于人。这种顾虑并非杞人忧天，而且也恰恰因为这种担忧，我们要“师夷之长以制夷”，发展自己的转基因育种产业，以应对国际种业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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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其实，无论是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还是现代的转基因育种，很多谷物都不能留种。

原因在于：其一，作为商业组织，种子公司当然追求利润。投入大量研发费用，自然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想让农民拿了种子，就可以自己繁育，如同想让中兴公司想从美国买了芯片后，自己就可以生产芯片，不再进口美国芯片，这在商业逻辑上是行不通的——美国可以卖给你芯片，却不会卖给你芯片技术。其二，即使农民留种，但“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第二年的种植性状也会分化和退化，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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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这是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一方面人类渴望先知先觉，所以风水算命职业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人类对未知的风险有心存恐惧，在伦理上愿意接受纯天然的食物，这也是动物进化的本能。然而，人类的很多创新在事前都不是“万无一失”的。比如：探索和寻找外星文明，是否会引来高级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今天人工智能如火如荼，将来机器人是否会控制人类？这种假设已经多次出现在影视故事中，但人类是否会因此而裹足不前？为何公众没有对其表现出像对待转基因一样的争论？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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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现在，有的朋友缺少耐心，希望科学家能用三言五语、三五分钟就把转基因的技术原理解释清楚，这的确不切实际。

记得读大学本科时，遗传学是全班同学感到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勉为其难，做个解释： 其实杂交和转基因都是人工对作物进行选育，让不同的物种互相取长补短，培育出性状更为优良的品种。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发现了约1000万个物种，杂交技术是在亲缘关系相近的两个物种之间进行整套遗传物质的融合，而转基因则是在某一物种原有的遗传系统中，直接加入外源特定的基因。

打个比方：A和B是两个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A的基因序列为123456789，B的基因序列为123654789，而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基因序列为123555789的C物种，传统杂交方式是将A和B不断地进行N代杂交，经过繁琐的“排列组合”式筛选，最后得到一株基因纯化的C物种；而转基因技术就是找到一个基因序列中含有555片段的D物种，再把A基因中456剪去，直接替换成D物种的555，变成123555789。从结果来看，杂交和转基因两种途径最终培育出来的C物种是一样的。

从原理来看，转基因是一种比传统杂交技术更为精准、快捷和安全的新一代生物技术。杂交通常只能在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性状改良的空间有限。要进一步培育高产、优质和高效的作物品种，则需要利用跨物种的“特异功能基因”。

近几年，袁隆平院士也开始由杂交育种转向转基因育种，比如：因为光合效率高，玉米的亩产比水稻要高出50%以上，他想将玉米的“高光合效率”基因转移给水稻进而提高水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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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我在演讲中呼吁加强中学生的科普教育，因为青少年是接受新生事物的最佳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会变得世故老成、思维固化，遇事先入为主，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事情，渐渐的也和年轻人出现代沟—我本人亦如此。其实“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种很稀缺的能力。即使很多久负盛名的“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也开始沉醉于过往的成就。

在这方面，我很敬佩“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50岁前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岁以后转行语言学，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60岁以后，关注文化和历史，85岁探讨现代化、全球化、人权保护和公民意识等等问题，是少有的一位跨越传统和现代的学人。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图片来源：CCTV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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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小时候也从同学那里借阅过《十万个玩什么》。总体而言，中国科学界缺少科普文化，且谈转基因容易招惹是非，大家敬而远之，也可以理解。中国GDP世界第二，年度电影票房达到600亿的规模，电视台上更有N多科技频道和纪实频道，至今却没有一部真正的转基因科学纪录片，这是值得深思的！

2014年12 月，辩论电视节目“智慧广场” 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场很有影响力的转基因辩论赛，对战双方都是挺转界和反转界的权威人士。经过100 分钟正反双方的激烈辩论，现场观众对转基因持支持、中立和反对态度的比例从赛前的32%、38%和30%，变为赛后的60%、9%和31%。即：支持比例从32%增加到60%，而反对者比例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可见，科普工作所能影响的，主要是态度中立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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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凯：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目前转基因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的确相对薄弱，而且有些潜在的风险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会显现出来。比如：转基因作物“一枝独秀”，是否会破坏生物多样性？是否会导致杂草和害虫进化升级，甚至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酿成未知风险？这些顾虑并非杞人忧天，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谷物在亿万年前只是自然界里的普通杂草。人类的种植行为，包括良种选育、施用除草剂、杀虫剂，本质上就是从自己的福祉出发，“破坏”大自然原有的秩序。然而，地球上的人口正在以每小时1万人的速度增长，2050年地球需要有能力喂饱近百亿人口，我们是否有两全其美的选择？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转基因在中国，路在何方？最后，借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安全不安全，应该是科学来评价；能种不能种，应该由法规来处理；食用不食用，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